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關系到我國能否更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變化新趨勢，能否保持并發揮自身優勢，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開拓更大發展空間。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求“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這為新時代新征程進一步維護產業鏈安全穩定指明了方向。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這些都使得原有國際經貿格局和規則面臨調整，在全球產業鏈分工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世界各國布局產業鏈供應鏈的關注重點發生變化，有的西方發達國家奉行本國優先政策，大力推動關鍵產業鏈“回流”，旨在重新布局或彌補完善本國或相鄰區域的產業鏈，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呈現區域化、本土化趨勢。再看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及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關鍵基礎軟件、先進基礎工藝等方面仍有短板。隨著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要素價格上升，我國傳統競爭力有所下降，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與此同時，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確保產業鏈安全穩定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傳統的經濟安全觀主要強調以減少外部依賴、提升自主性來保障經濟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內國際經驗都表明，片面強調自主性、忽視開放性，不利于有效維護產業鏈安全穩定，堅持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相結合才是治本之策，必須在開放中創造機遇，在合作中破解難題。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重要推動者。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在規則對接和制度性開放方面邁出巨大步伐，在國際產業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事實證明，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也需要中國。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進一步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在開放合作中引入優質資源要素和產品、先進的機制與理念，提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質量和效率，從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完善國內統一大市場，保障產業鏈安全穩定，促進自主創新能力提升。

　　還要看到，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掌握全部關鍵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要素。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已經由傳統的產業間分工逐漸演變為價值鏈分工，即產品設計、中間品供給、產品生產、產品銷售由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承擔，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擁有各自的相對優勢。我們著力維護產業鏈安全穩定，必須充分運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開放紓發展之困、以開放匯合作之力、以開放聚創新之勢、以開放謀共享之福。

　　新時代新征程，更好維護產業鏈安全穩定，需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一是兼顧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這是維護產業鏈安全穩定的重要思路。實現重要產業鏈自主可控，并不是關起門來搞創新，必須堅持開放發展理念。要在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上有所突破，在推動短板產業補鏈、優勢產業延鏈、傳統產業升鏈、新興產業建鏈的過程中，鼓勵企業積極融入全球產業創新的生態和網絡，推動技術水平與國際同步，構建與國際標準兼容的標準體系。特別是要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過程中，注意標準和技術等方面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同時，要堅持開放合作，積極推動主要國際經濟組織改革，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二是以擴大開放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這是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基礎。無論是補鏈、延鏈，還是升鏈、建鏈，都需要依托超大規模市場來分攤研發成本、加速技術迭代、形成規模化優勢。穩定的經濟增長態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將有力提升我國對先進技術和高科技產品的吸引力。需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有序放寬市場準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是加大區域公共產品供給。這是促進區域內產業鏈合作的重要保證。區域合作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秩序重塑的重要路徑，區域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能夠為國際經濟秩序變革提供更大動力。過去10年，我國為區域治理、貿易投資、安全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各類公共產品，下一步需在科技研發合作、互聯互通設施建設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區域內產業鏈合作的深度與廣度，增強我國在區域合作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促進產業鏈安全穩定。

　　四是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和伙伴關系。這是我國防范化解產業鏈風險的有效路徑，也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確保產業鏈安全穩定的普遍選擇。當前，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超大縱深空間優勢，以及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制造業體系，依然具有顯著吸引力。未來，需繼續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加強與沿線國家在發展戰略方面的對接。高水平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標準經貿協議，并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深化國內相關領域改革。

　　（作者郝宇彪 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來源：經濟日報）